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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承伟:以科学思维高质量推进 “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

来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6年第01期     时间:2026-01-16


编者按:202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三农”工作,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为深入学习领会会议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本刊特推出系列理论文章:第一篇聚焦如何以科学思维方法高质量推进“十五五”乡村振兴开新局;第二篇深入解读会议提出的重大理论判断和政策导向,阐明高质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遵循;第三篇着眼实践要求,探讨如何全面提升各级党政干部抓“三农”工作的政治能力、专业素养和群众工作本领,确保乡村振兴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三篇文章各有侧重,又有机统一,力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为2026年及“十五五”时期乡村全面振兴研究与实践提供思想启迪和行动指引。期待广大读者特别是“三农”战线工作者从中汲取智慧力量,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新篇章。


以科学思维高质量推进“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

——学习领会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的思维方法

黄承伟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建议》就“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出专章部署,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农业农村发展的战略任务和政策举措。20251229日至30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三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三农”工作至关重要。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重要指示为根本遵循,以战略、底线、系统、辩证、创新等科学思维,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有力有序推进“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好局起好步。


以战略思维锚定“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历史方位,增强责任感主动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战略思维是指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客观辩证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十五五”时期是中国式现代化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乡村全面振兴不再仅是“三农”领域的工作重点,而是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基石。面对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唯有以战略思维审视乡村的历史方位,才能在新征程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下好先手棋、把握主动权。

以战略思维锚定“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历史方位,一要深刻把握“十五五”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定位:时间维度上,是全球农业格局正在重构,实现2035年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的攻坚期;空间维度上,是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的关键期;系统维度上,是随着经济增长从高速转向高质量,乡村价值需要被系统性认识的重要布局期。二要深刻把握乡村振兴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双重战略功能:一方面,具有防范风险的压舱石作用,安全稳定功能空前凸显。另一方面,乡村的创新发展功能持续增强,正成为新产业新业态的试验场,创新要素正从城市单向输出转向城乡双向流动,乡村振兴驱动发展的战略作用正在显现。三要深刻把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差异化需求:对于都市圈乡村,重在发挥这类乡村在功能互补而非产业同构的战略价值;对于农产品主产区乡村,重在聚焦核心竞争力;对于生态功能区乡村,重在探索价值转化新路径。四要深刻把握乡村全面振兴的战略路径:在产业维度上,聚焦实现基于乡村独特资源的价值重构;在人才维度上,聚焦构建城乡双向流动、多元参与的格局;在治理维度上,聚焦探索数字赋能、多元协同的现代模式;在文化维度上,聚焦让文化重新融入日常生活。


以底线思维夯实“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基础,强化防范风险、确保安全稳定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底线思维是指从客观设定最低目标出发争取最大期望值的一种科学思维。“十五五”的五年,将是乡村全面振兴基础最需夯实、底线最需筑牢的关键时期。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需要梳理以底线思维强化担当、积极进取,立足于守底线,追求达高线。

以底线思维夯实“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基础,首先,要深刻认识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更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守住的最硬底线。“十五五”时期,粮食安全底线思维需要从重视产量转向产量产能并重,从关注耕地数量转向数量质量双保护,从应对当前转向储备未来。要着力筑牢产能防线、流通防线和应急防线。其次,要深刻认识防止规模性返贫致贫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底线任务,更是必须守住的民生底线。推进“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必须把“统筹建立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健全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接续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优先位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减贫、关于乡村振兴重要论述为指引,总结用好脱贫攻坚、过渡期经验,抓紧抓实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相关决策部署。再次,要深刻认识耕地保护与生态安全是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更是不容突破的安全底线。“十五五”时期,耕地保护必须持续实行“长牙齿”的硬措施,建立健全耕地保护责任落实与领导干部考核、任免、奖惩挂钩的机制。持续实施长江“十年禁渔”,通过整合碎片化生态资源,推进“两山”理念落地落实。确保“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必须针对乡村面临风险的多样性特征,建立起系统性防线体系,如自然风险防线、市场风险防线、社会风险防线、技术风险防线等。


以系统思维统筹提升乡村发展建设治理水平,一体化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万事万物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只有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重要范畴。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乡村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系统思维将乡村振兴视为有机整体,强调各要素间的关联性、协同性与动态平衡。“十五五”时期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运用系统思维,打破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之间的界限,统筹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这不仅是方法论升级,更是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律的深刻把握。

建立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的系统集成机制,实现1+1+1>3”的协同效应。系统思维下的乡村产业,是通过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优化形成的融合型生态系统。农产品加工业的纵深发展成为关键连接点。乡村产业系统化的核心是构建产业链延伸、价值链提升、供应链优化三链协同。系统思维下的乡村建设是物理空间、社会关系、文化传承的多维重构,目标是打造“宜居宜业和美”的生活共同体。在各地成功的探索实践中,经验做法是对村庄实施系统化建设,改造基础设施并同步推进生态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和文化空间的完善。同时,充分运用数字技术,为乡村系统建设提供政务、商务、社交等一站式服务,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系统思维下的乡村治理不再是单一的行政管理,而是“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结合的协同体系,其核心是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村民自愿参与、自主管理夯实自治基础,通过明确规则、规范运行加强法治保障,通过弘扬善行义举、培育文明乡风强化德治引领,通过人工智能赋能、提高效率提供智治支撑;乡村治理系统化的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引导与村民自主、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本土资源与外部支持等关系。

一体化推进农业、农村、农民现代化。系统思维下的农业现代化,不仅是生产环节的技术升级,而是涵盖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的全链条革新;农业现代化充分体现在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融合的生产现代化、经营现代化: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主体主线的产业现代化以及从田间到餐桌的完整产业体系。系统思维下的农村现代化不仅仅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而是空间布局、人居环境、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的全面升级,目标是让农村成为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优质生活空间。系统推进农村现代化需要强化规划引领,财政投入引导,强化社会投资主体参与;大力培育农村实用人才,强化城乡人才双向流动机制;改变“重建轻管”现象,强化长效运维机制健全。农民现代化是乡村振兴的根本所在,系统思维下的农民现代化包括“观念更新、能力提升、权益保障、身份认同”四个维度;农民现代化需要久久为功实施农民素质提升工程,针对农业从业人员、乡村旅游经营者、乡村工匠等不同群体,持续加强课程设计,开展分类培训,从技能培训到创业辅导、再到市场对接开展全程培育,构建政府、高校、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机制;全社会形成培训跟踪机制、评估实际效果的效果导向。农民现代化的核心是促进农民全面发展和城乡平等发展,“十五五”时期特别需要关注农民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水平的不断提升。



以辩证思维处理好乡村全面振兴中各种复杂关系,引领2026年开好局起好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辩证思维,是指运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科学思维。辩证思维的核心包括坚持“两点论”,看问题一分为二;坚持“重点论”,抓重点带一般;坚持“转化论”,量变引起质变。以辩证思维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核心和关键在于处理好乡村振兴中的相关主要矛盾关系,如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平衡、城市与乡村的辩证互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把握等。

传统与现代的辩证统一重在促进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农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为这一转化提供了典范,如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已有1300多年历史,这种传统生态农业模式通过现代品牌运营,使稻鱼米价格从每公斤4元提高到40元,并衍生出农耕体验、民宿旅游等新业态。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同样需要辩证思维,如安徽西递、宏村在完整保留明清古建筑群的同时,引入现代文创产业,村民将祖宅改造为非遗工坊、设计工作室,年旅游综合收入、村民人均收入持续增加。

保护与发展的辩证平衡致力于寻找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与转化机制。如长江“十年禁渔”看似限制了渔业发展,实则催生了新业态。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过程,印证了“保护就是发展”的辩证逻辑。又如耕地保护面对建设占用与粮食安全的矛盾,必须探索“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保护新路径。不少地方以“稻田+”模式,在严格保护耕地的前提下,通过景观设计、体验活动提升农田附加值,使亩均综合收益从单纯种稻的千元级提高到万元级,实现了保护与发展的统一。

城市与乡村的辩证互动主要是推进城乡之间要素的内在联系与相互转化。一方面,城乡要素流动正从单向流动转向双向互动,如浙江德清县推出的“数字游民公社”计划,吸引了来自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创意人才长期驻村,这种“新村民”与“老村民”的共生,打破了城乡人才流动的单向性。另一方面,空间关系上,城市与乡村正形成功能互补的新格局。城市的知识、投资主体、市场优势与乡村的生态、空间、文化优势正在辩证统一中创造新价值。

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把握需要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把握普遍规律的同时,充分尊重地方特殊性,实现统一部署与因地制宜的有机结合。其一,东部沿海乡村与西部偏远乡村的发展路径必然不同。浙江的“未来乡村”建设聚焦数字化、国际化,而贵州的乡村振兴则更注重传统村落保护与民族文化传承。这种差异不是偏离方向,而是基于不同资源禀赋的战略选择。其二,即使在同一地区,不同村庄也需要个性化方案。一般而言,近郊村重点发展“周末经济”,远郊村主打“生态康养”,传统古村聚焦“文化体验”,尽管路径不同,但殊途同归。

此外,以辩证思维贯彻落实中央对乡村振兴工作部署,还需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既不能因过分追求效率而损害农民利益,也不能因绝对公平而丧失发展动力;要把握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关系,避免外部依赖或封闭发展两种极端;要把握量变积累与质变突破的辩证关系,既要有久久为功的耐心,也要有抓住机遇推进跃升的智慧。


以创新思维突破观念束缚、制度壁垒和技术瓶颈,“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辟新空间注入新动能构建新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创新思维,是指马克思主义因时制宜、知难而进、开拓创新的科学思维。大到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小到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创新都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五五”时期的乡村全面振兴,必将是一场以创新思维为引领的深刻变革。这场变革将重新定义乡村的价值、重塑乡村的形态、重构乡村与城市的关系。当创新思维深度融入乡村全面振兴的各个方面,乡村振兴将不再是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修补,而是开辟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彰显中国特色、引领乡村未来的全新道路。这既是对过往乡村发展经验的超越,也是对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生动诠释。

观念创新需要重塑乡村价值认知体系。乡村正从单一农产品供给地向多元价值综合体转型,这就要求“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在认识上要从单向输出思维转向双向赋能视角。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发展评价体系构建都要全面创新,将乡村纳入国家创新发展的大循环中。

农业科技创新正成为推进乡村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十五五”时期需重点突破关键领域,比如生物育种技术正在打破传统种业天花板,智慧农业体系正在重构生产方式,绿色技术集成正在重塑农业生态等。一些地方“生态价值—经济价值”转化机制的创新探索,正在为生态保护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制度创新是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时期尤其需要在关键领域实现制度突破,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农村金融创新破解融资难题,乡村治理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

乡村文化创新是对乡土文化基因的现代表达。不是简单复制城市文化,而是让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找到新位置、新形态、新受众,如传统工艺的创新转化开辟增收新渠道,乡村空间的创意重构激发文化活力,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扩大乡村影响。

乡村产业融合创新正在为乡村经济注入新动能。产业融合打破传统产业边界,如“农业+文旅”融合提升附加值,“农业+康养”融合拓展新空间,“农业+数字”融合催生新业态等。

乡村组织创新是整合分散资源、激发内生动力的社会基础。推进“十五五”乡村全面振兴开新局尤其需要培育多元主体协同的新型乡村组织生态,如“乡村CEO”模式引入专业经营人才,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突破行政边界限制,新型合作社升级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等。

(作者系中国乡村振兴发展中心原主任、研究员)